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城，局势初步稳定。为解决部队内部长期存在的思想与组织分歧，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公民小学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他首先通报了当前革命形势与部队作战情况，随后鼓励代表充分发表意见，把长期积累的不同看法摆到桌面上讨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针对毛泽东的工作方式与领导风格，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也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初期探索历程的真实记录。
代表们提出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领导与集体的关系。部分同志认为，在根据地建设与作战决策中，毛泽东个人作用被强调较多，忽视了集体领导的意义，胜利成果应当归功于组织与全体官兵，不宜过多突出个人。这一看法，与当时红四军内部围绕 “前委与军委权限”“集权与分权” 的争论直接相关，一些人将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集中统一领导的主张，误解为权力过于集中。
第二，关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毛泽东一贯主张，革命理论必须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不能机械照搬外国城市革命模式，要从根据地土地关系、农民状况出发制定政策。但在当时，部分同志对这一思路不够理解，担心这种灵活运用会影响理论认识的统一，甚至误以为是对既有理论原则的动摇。这种分歧，本质是幼年时期的党在理论本土化问题上的认识差异。
第三，关于工作方法与作战节奏。毛泽东做决策前，坚持深入农村实地调查，详细了解土地收成、分配状况、群众诉求，再形成具体方案。代表们肯定这种作风扎实细致，但也提出，在游击战争环境下，频繁调研会占用时间，可能影响军事行动的快速反应，不利于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
第四，关于讨论方式与性格作风。在战略与政策争论中，毛泽东一旦认定原则问题，态度鲜明、语气坚定，遇到意见不合时容易情绪激动、声音提高，坚持自身判断，使得会场气氛较为紧张。部分同志认为这种方式不利于民主讨论，容易形成压力。
这些意见都是在战争环境与党内探索阶段提出的，既有合理的工作建议，也存在认识上的片面性。会议最终通过相关决议，对毛泽东在党内争论中的态度与处理方式提出批评，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对朱德也作出了相应批评，体现了“各打五十大板” 的处理方式。
在新一届前委选举中，毛泽东未能继续当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前往闽西上杭蛟洋，指导地方政权建设与群众工作。
此后数月，红四军继续在闽西地区转战，但由于核心领导思想不统一，组织协调、后勤补给、作战指挥都出现明显困难，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问题进一步凸显，部队整体战斗力受到影响。面对这种局面，陈毅意识到必须尽快向中央汇报实情，寻求上级指导。1929年8月下旬，他携带会议文件与部队详细情况，启程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
中共中央收到汇报后，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全面研究红四军的争论与现状。在充分听取情况、深入分析后，中央于9月28日正式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充分肯定红四军的斗争方向与历史功绩，明确支持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立巩固根据地等正确主张，郑重指出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同时强调必须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统一全军思想。
1929年10月，陈毅从上海返回红四军，先在松源与朱德会面，随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完整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与会代表听完指示后，思想逐渐统一，此前的争论气氛明显缓和，内部团结得到恢复。同年11月，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回到红四军，重新主持前委工作。随着领导核心归位，红四军指挥体系迅速理顺，内部协调明显加强，军事行动与根据地建设重回正轨。
纵观整个过程，红四军七大的争论并非所谓“缺点批判”，而是人民军队在初创阶段，围绕建军原则、领导体制、工作方法开展的正常党内民主讨论。争议焦点集中在前委与军委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边界、理论与实际结合、群众工作与军事行动统筹等关键问题。毛泽东坚持的集中指挥、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等做法，在当时因认识局限受到质疑，但历史与实践很快证明，这些原则完全符合红军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
陈毅主持会议、赴中央汇报、传达指示信的全过程，也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依靠组织程序、上级指导解决内部分歧的成熟机制。九月来信为红四军统一思想、纠正错误倾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几个月后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政治与组织基础。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红四军七大上的批评意见，是革命队伍内部不同认识的碰撞，并非对毛泽东个人的否定；所谓“四个缺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片面看法，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随着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红四军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目标坚定的新型人民军队。
这场发生在闽西山区的会议，以一段短暂的分歧，换来了建军原则的最终定型，成为人民军队从艰难探索走向成熟规范的重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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