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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的银行职位，被时人视作金饭碗，想要入职银行，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民国银行又究竟是如何招录行员的呢？笔者最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浙江兴业银行档案时，偶然发现的一组史料，记录了该行1934年招考文牍员与档案员的一段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从中，或亦可窥见民国银行招录职员的秘辛往事,更可折射出颇为复杂的人情与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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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通信函这是1934年11月间，钱基博先生致杨荫溥先生的两通信札。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一）
石湖贤甥如晤：昨承过谈，以文牍员相当人选见商。晚间思得有郭生则湘，旧以国专毕业，因检得前开来经历一纸，历充税局文牍、法院书记等职，辞笔秀朗，亦能作小诗。此生系闽南名家，其伯父春榆侍郎文学有名，从兄则沄项城时代曾充总统府秘书长，其父久宦鄂中，历任大县而一钱不名，此生兄弟佣书养亲，绝无习气，如贤甥用之，必能胜任。博已去函询问月薪，恐须八十之数。此生现居苏州，日内定有回音。先此布达，即问俪吉。
愚舅基博谨白。二十二日夜
（二）
石湖贤甥如晤：昨晨发一信，谅达览，今日午后得郭生则湘自苏州来书，即以奉察。此生文理优长，字亦古媚，就以往经历言，以筦书记之任，必能不负所委。专此布达，即颂俪绥。
愚舅基博谨白。二十四夜
钱基博（1887年—1957年），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古文学家、教育家，早年曾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等职，时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今人多知钱钟书，而钱基博即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信函中极力推荐的郭则湘，即为他当年在无锡国专的得意弟子。郭则湘与其弟弟郭晴湖，先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同出钱基博门下，并被师友誉为“兄弟状元”
这两通信函，都用工整的毛笔楷书，写在钱基博先生个人专用的“培风室箸书属草之箋”之上。从信函内容可以看出：1934年11月份左右，总行位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拟招聘文牍员，并要求具有相当的文字水平；同年11月21日，杨荫溥先生面见钱基博先生时，曾托其在一定范围内帮助物色文牍员合适人选；钱基博先生的这两封信函，即是专门推荐了一位名叫郭则湘的人选。
钱基博的推荐信文字不多，但突出表达了被推荐人的多重特点。其一，即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历充税局文牍、法院书记等职”；其二，具有相当文字水平，“辞笔秀朗，亦能作小诗”；其三，具有相当的家学渊源，“此生系闽南名家，其伯父春榆侍郎文学有名，从兄则沄项城时代曾充总统府秘书长，其父久宦鄂中，历任大县而一钱不名”，而且品德良好，“此生兄弟佣书养亲，绝无习气”。当然，最后，钱基博也明确提出了希望的月薪数目，即80元。钱基博的第二封信字数更少，虽则只是补充一些细节，但仍然重申，“此生文理优长，字亦古媚”，并强调“就以往经历言，以筦书记之任，必能不负所委。”
收信人杨荫溥（1898-1966），字石湖，江苏无锡人，1920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公费选送美国留学，获得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1931年4月，他受聘为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1934年调任总行总务处长。浙江兴业银行在民国时期是一家规模较大的民营银行，也是著名的“南三行”之一（另两家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当时的总务处长权限不小，类似今天的办公室、总务部、研究室、人事部等，都在其管辖范围。
一个普通的银行文牍员职位，为何还要惊动钱基博先生亲自书写推荐信？
笔者以为，除了体现了钱先生爱惜人才、奖掖后进的前辈大家风范之外，恐怕与当时此类职位的激烈竞争有一定关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银行从业人员在社会上比较受人尊敬，薪酬水平也相对较高。当时一个高中毕业生考入银行当练习生，每月只有十元左右的津贴，三年之后转为助员，每月薪水大多也只有二三十元。相比较而言，钱先生在推荐信中提到的目标薪酬80元，按照购买力初步估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000元。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个职位并不要求具备银行专业知识，相对而言，也给其他专业背景的考生提供了机会。当然，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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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荐与自荐事实也确实如此。浙江兴业银行此前拟同时招收文牍员和档案管理员各一人，并通过不同途径在一定范围内传递了这一信息，于是陆续收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其他推荐函。
11月22日，上海职业介绍所主任潘仰尧致函杨荫溥称：“日前在银行俱乐部匆匆承教，承嘱为贵行物色相当之文书人员，弟数日来郑重遴选，兹得二人，一为吴拭尘君，为沈味言君，似尚适用，特为绍介，倘荷赐予提挈，约期面询，乞示知，即行知照，趋前承教。”看得出，潘仰尧先生的推荐，主要还是职务行为，推荐的文书人员，即管档员。
11月24日，上海市商会严谔声致函杨荫溥：“闻贵行拟聘用管理档案人员，兹有舍戚徐君启文，现在商会担任收发管卷职务，愿意就此职位。徐君品性在服务能力，弟可负责保证。其在商会月薪四十五元，外加年终双薪及奖金，每月约可得五十余元之谱，并由会供给午晚两膳。倘贵行能给以每月六十元之数，则渠当更能尽力服务也。”严谔声先生推荐的是自己的亲戚，职位是管档员，而且对薪水有非常明确的诉求。
11月24日，浙江兴业银行无锡支行经理华汝洁致函杨荫溥：“日前在申得聆教益为快，嘱事正在物色中；惟对于拟稿员年龄限制稍严，较为困难。兹有徐绳祖君，曩曾追随蔡子平君有年，对于管档尚有经验，附上履历一纸，请察核，如认为可以试用，当即通知其趋承请诲。”这是本行内部具有一定职位的同仁所推荐，职位也是管档员。
12月3日，京沪沪杭铁路管理局陈锦寿致函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兹有友人归君湜，曾毕业于复旦大学，现充国华中学教务主任，对于上述各端颇堪胜任，亟愿舍彼就此。弟见其造诣已深，故敢代为推毂，倘推屋乌之爱，俾得厕列帡幪，感同身受。”该函称徐新六先生为学长，推荐的是友人。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曾在相关档案中反复寻找此次招考的简章，但始终未获；但在陈锦寿先生的这封信函中，却意外发现了招考简则中与文牍员相关的部分信息，该函间接提到了文牍员的待遇，即“月薪自六十至八十元”，条件为：“以能执笔作酬世之骈俪文字，撰述公文及略识英语为度。”
12月4日，《新闻报》主笔严独鹤致函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徐寄庼先生：“兹有恳者，顷闻贵行需聘文牍员，正在物色人才，因念旧同学汪叔良君，擅长文学，对于笔劄及诗古文辞均甚娴熟，曩任江苏省立中学国文教员多年，今执教鞭于民立高中亦垂十年矣。若令担任文牍职务，必能胜任愉快。”严独鹤先生推荐的是旧日同学。
12月6日，上海市商会王晓籁致函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近悉贵行现需添用文牍及管卷行员各一人佐理行务，兹有敝友哲嗣冯君其宏，系浙江绍兴人，现年廿六岁，曾在中国公学商学院银行会计系肄业三年，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商业管理系肄业半年，品行端方，作事耐劳，且中文清通，英文颇能应用，能书极清秀之柳体中小楷，尚属可造之才。弟意与贵行所征管卷人才确甚相当，为此备函介绍冯君前来，务祈推爱赐予录用，曷胜铭感。”王晓籁先生亦属上海商界名人，他推荐的是朋友之子，职位也是管档员。
有意思的是，笔者在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中还发现了另外几份史料，是一位名为潘兆龙者此前的自荐函。
其中之一，是潘兆龙于1934年10月19日致徐新六先生的一份信函，他在信中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坎坷经历。潘兆龙现年31岁，1921年卒业于湖南省立中学校。1922年任职于工部局电气处杨树浦发电厂，“历三年有奇”。1925年夏，他北上济南，就任前东北第一军恤赏局总务科科员，旋因该局停办，转任山东电政监督署会计兼济南无线电台庶务。“翌年因监督去职，遂亦告退返沪，适值舍亲吴君赴浙江龙游执掌县篆，承邀偕行，畀以建设科员之职，旋复代理科长。”八个月后，又因县长更调而重返沪渎，赋闲数月，经友人介绍，充任康泰保险公司簿记员之职，历四载，“因组织家庭，负担增重，请求加薪未遂，故又辞去”。此后，他先后在《大美晚报》馆会计部、和丰银行国内汇兑部等处任职，“期年遭家庭变故，刺激过烈，致精神萎顿，意志消极，辞职回里，拟作久居之计。”嗣后，“亲友劝勉之诚，高堂期望之殷，勉自振作，莅沪谋食，复自荐于丽安霓虹电气公司。” 不料上年春天，又因该公司营业不振，力事撙节，“龙既非旧员，又乏援引，故被裁撤。” 最终，他以为，“因人成事，终非久计，爰有经营小实业之举，又值商业凋敝，益以资本短绌，不久即行收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致函徐新六先生求援，希望“附骥而飞也”。
另一封信函，是潘兆龙于同年10月31日，即距离上一封信不满半个月所写的，看得出潘兆龙确实也是走投无路了。该函称：“昨见报载本埠实业界筹组轻工业公司，列名发起者均属海上闻人，而台端亦与其列。窃思该公司资本雄厚，规模宏大，筹备人员，谅多需要，用敢渎陈下情，重申前请，倘不以庸愚而见弃，俾驰驱之得效，自当勉尽厥职，期毋负吹植之雅意。”潘兆龙先生的两封信函，字迹都极其工整。
11月27日，徐新六先生复函潘兆龙：“现敝行拟招考拟稿员及管档员各一人，不知台端有意与试否？附上招考该两项人员简则一份，请察酌见示。如愿应试，俟考试日期，再当函告可也。”这份信函，显然是对潘兆龙此前两次求职自荐的正式回复。看来徐新六先生对潘兆龙先生的求助，还是一直记挂在心。从此后的情况看，潘兆龙选择了报考难度相对较高的文牍员职位。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他荐，或是自荐，浙江兴业银行都给予了同等的应试机会。当然，基本条件还是要符合的，否则就坏了规矩。12月7日，上海私立南洋模范中学朱企云致函徐新六总经理，亦称徐为学长，“介绍舍亲高光鉴来前应试”，职位为管档员，并注明：“高光鉴，年二十一岁，吴县人，正风中学高中部三年级肄业。”对此，徐新六在信函上明确批示：“现在高中肄业，资格不符。”该行以徐新六先生个人的名义，如此回复了朱企云：“惟高君现在高中肄业，核与敝行所订资格不符。且该项考试本日开始举行，业已无及，希见谅为幸。”
有些情况则比较复杂。 12月1日和12月4日，上海职业指导所潘仰尧先后致函杨荫溥先生，分别推荐了赵君和、潘既霑两位考生应聘文牍员职位。连同此前推荐的吴拭尘、沈味言两位，潘仰尧先生共计推荐了4位考生。对此，杨荫溥先生于12月4日回复称：“惟现在敝行登记人额已满，业已截止报名，未能将赵潘两君再为加入，殊深抱歉，兹将其履历条及作品随函附还，请察收鉴谅为幸。”问题在于，在这个时间点以及之后，该行实际还在接受其他人，包括严独鹤、王晓籁等人的推荐。因此，“登记人额已满”，很可能便是一种委婉的托辞。究竟是考虑到考生来源的均衡呢，还是考生本身条件的原因呢，就不太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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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与录取1934年12月12日、13日，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北京路该行总行办公处正式举行了文牍员、管档员考试。所有考生事前都曾接到通知，先期于12月11日上午9点后至下午4点前，“携带最近四寸半身照片两张前来报名，以便与试为要”。考试当天，考生还须自带应用笔墨，报考文牍员者，则可带《诗韵》。
以下为此次考试的科目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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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报名情况，浙江兴业银行排定了考员号次表，共有9人参加，即： 1、吴拭尘（文）； 2、郭则湘（文）； 3、归 湜（文）； 4、潘兆龙（文）； 5、李峻德（文）； 6、汪叔良（文）； 7、徐启文（档）； 8、徐绳祖（档）； 9、冯其宏（档）。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参加考试的为7人，缺席2人。
正式考试开始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报考者之一李峻德，在接到浙江兴业银行关于报名及考试的通知后，于12月7日致函该行职员翁志云，如实叙述了自己的具体困难：
“此间十二月十五日举行三周纪念会，并展览各项成绩，近日漏夜工作，紧张万分。峻为筹备委员之一，校长为从前老师，待我很厚，贸然请假，交谊方面颇感不安。思维再四，可否附奉照片两张，乞弟商请通融，准予先行报名。”如此，他则可于11月日午后6时动身，晚间12时抵沪，“十二、十三两日应﹝试﹞，则校中可少请假一日。”当然，“倘必须亲自报到举行谈话，或有其他问题必须事前到沪与老弟面谈，方为便宜之处，则遵命于十一日四时前到沪。”
对此要求，翁志云显然作出了认真对待，商得了总务处长杨荫溥先生允准，“请即于是日晚车来沪可也。”翁志云还特别强调：“敝行考试向来秉公办理，请放心。”有一细节值得一提，在12月8日的复函中，翁志云先生特别注明：“至附下复信邮票，决不敢收，兹特随函附还，还请察收。”令人遗憾的是，李峻德最终还是由于生病等原因，与这次招考失之交臂。
此次招考的书面考试科目，包括国文、函牍（管档）、英文、数学、常识、书法等，应该说都具有相当的难度。
就国文而言，投考文牍员的，分为两类：能韵文者的试题为“义丐武训先生象赞”；不能韵文者的试题则为“日人梅屋庄吉先生挽诗”。投考管档员的国文试题则为“我所历经之管档制度”。看得出，对管档员的要求，更侧重实践经验。
对投考管档员者，管档方面的试题，更是与档案实际工作直接相关，如：（1）何谓“图书馆卡片法”？（2）管档“分类庋藏法”（例如上海市公用局之管档制度）之内容，请详述之。（3）何谓“四角号码检字法”？除“四角号码检字法”外，尚有其他“检字”法，请列举若干种。（4）管档包含之步骤，请列举并略释之。很显然，如无相当的管理档案经历，要完成这些试题并非易事。
常识试题共有十七题，要求选择其中十五题作答。其中有一些题目，即便以今日眼光观察，也并不容易回答。如：第1题，我国现政府之组织，为何种制度？中央行政官员，如何产生？第5题，我国古人中，何人主“性善”说？何人主“性恶”说？何人折衷其说？第16题，草本开花时节，虫蝶麕集，与草本之结实，有无妨碍？何故？
那么各位考生的考试成绩究竟如何呢？从以下两表即可清晰看出：
（一） 文牍员考试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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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档员考试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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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录取的文牍员为潘兆龙和郭则湘两人，分别为自荐和钱基博先生所推荐。成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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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录取的管档员则为徐绳祖和徐启文，分别为该行无锡支行经理华汝洁和上海市商会严谔声先生所推荐。成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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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4日，浙江兴业银行向此次考试的最终录取者发出通知：“此次敝行举行文牍员、管档员考试，辱承惠临应试，兹经评定及格，附上录取人成绩单一份，请察收，并希于得函后五日内，来行办理到行试用手续为要。”
同日，浙江兴业银行向参加考试而最终未被录取者致函：“此次敝行举行文牍员、管档员考试，辱承惠临应试，至为感幸，祗以取额有限，未能延揽，深为歉疚，尚乞鉴谅为幸。附呈录取人成绩单一份，并请察阅。”
需要指出的是，将录取人的成绩表同时寄送给所有考生（无论是否录取），这种作法本身就充分表明了招考的透明度，自然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虽然档案中尚未发现这几位录取者的其他相关材料，但作为当年银行招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录取考生来行报到后，还要进行严格的体格检查，并办理相应的保证手续等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落选者的后续工作，有时也需要花费一番精力。比如，12月18日，浙江兴业银行收到落选考生吴拭尘的来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辱荷惠书，敬悉一是。就谂此番文牍员考试录取潘、郭二君，并承赐寄成绩单，足征大公，无任钦迟。二君学识优良，得此真才佐理，应为贵行忭庆得人贺也。尘以驽下，昨蒙准予与考，深为感幸，无如于英、算二科，一无所谙，其不入选，自在意中。惟有呈者，尘生长西陲边远之区，离开中等学校已十有余稔，英、算应用机会较少，强半遗忘，且内陆外国文程度之差，较之江浙，何啻霄壤，外出升学亦仅能从事于文学、政法诸科，此中苦痛，言之伤心，亦即滇黔学子深引为耻者。顾以限于环境，根基既差，努力无从，徒唤奈何！此番应试，殊觉胆大，然初意以为英、算或可免考，故耳冒昧；重以介绍人盛情殷殷，纵交白卷，亦应终场；且事先承潘仰尧先生推介，成就南洋星加坡南洋女中教席，其不立即就道者，
满拟能为贵行效力为幸，尘乃婉辞。（附呈潘君原函）伏思贵行提掖后进，勉奖不遗余力，素极钦仰，用敢不揣冒昧，肃函奉恳，倘邀逾格矜全，准以文书助员或练习生试用之处，曷胜感激。如蒙裁成，谨当黾勉从公，藉图报称于万一。临书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此呈浙江兴业银行总理钧鉴。
吴拭尘谨启 十六日
（附呈潘仰尧先生原函一件）
从此封信函的内容看，吴试尘本人对录取者的成绩并无争议，只不过解释了自己落选的特殊原因，并表达了自己希望为银行效力的强烈愿望。应当说，他的个人境遇确实值得同情。但考试毕竟是有明确规则的，无法随意变通，否则对其他人也不公平。对此，杨荫溥先生在该信函上明确批示：“考试结果无法通融，潘函退还。”据此，浙江兴业银行正式复函吴试尘：“查此次敝行举行文牍员考试，业经揭晓，所有录取潘、郭二君均已来行办事，殊属无法通融，至为歉仄。”话说得很明确，也很得体。
次年1月8日，吴试尘再度致函浙江兴业银行，不过，这次没有再提录取的事，只是希望归还报考时呈奉的二篇论文，即《银行界应如何救济农村经济之商榷》及《上海冷藏事业》，及个人照片二张。次日，浙江兴业银行即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从这两篇论文的题目看，这位考生还是具有相当追求的。只是不知，此人以后是否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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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事出有因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有一个疑问一直萦绕在笔者的脑海中，即：仅仅是招收两名文牍员，浙江兴业银行为何要耗费如此之大的资源？而且又恰恰赶在时届年底之际完成呢？本文初稿完成后不久，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浙江兴业银行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则史料，终于解开了笔者心中的疑问。
在浙江兴业银行1934年11月10日印发的《每周通讯》（编号为密字31号），笔者发现了《总行文牍股办事员任铸东舞弊破案经过》一文。这份刊物由该行总行从1934年4月起陆续编发，主要目的是为了沟通交流各地情形，当时主要供该行各分行、分理处主要负责人参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浙江兴业银行有一客户，名冼泰来，广东南海人，在该行存有一笔一年定期存款，期间曾经续转过三四次，每年都是于10月初，由广东南海将存单寄到上海转期，从未出现过差误。1934年10月8日，该笔存款又将到期，冼先生又由原籍，将存单盖就印鉴（未写“转期不取现”字样），用挂号函寄来转期。该函于10月9日晨到行，照例由该行庶务股缮具回单簿，送由文牍股拆阅。是日文牍股经收信件，均由办事员任铸东盖章，独此函未经盖章。当时庶务股亦未查看回单簿，故未发觉。
到了10月27日，该行又接冼先生来函询问：“前函是否收到，何事隔旬日，新存单尚未寄到？”当日该函到行时，已下午四时半，因经办此事的任铸东已经离行，便由同股薛佩苍收拆，并送交定存股的办事人签阅。经查，该户存款本息共计大洋4280余元，已于12日由大来银行经手收去。浙江兴业银行于是派员赴大来银行查询，“方悉有人将此存单，以冼云生户名，开一活期存折，当即取去二千二百八十余元，计尚净存二千元”。浙江兴业银行当即决定，“请求该行止付，并托如有人来取款，请立即通知，均蒙首肯。”随后，浙江兴业银行又紧急作了内部排查，“旋经检阅庶务股回单，查悉确有此函到行，但收拆人未经盖章，而遍查文牍股存卷，亦无此函。”不过，“当时尚多猜疑，或于送信途中遗失，致被他人拾得冒领。”
第二天，即10月28日，恰逢星期日，该行总务部全体同仁，王、向两襄理，及沈、杨两部长，均到行检查卷宗。由于怀疑存款人系该行总务部内部人士，浙江兴业银行特地请大来银行经理到行，指认存款人面貌，但并无其人，“惟据称是日到行存款者，确系萧山、绍兴方面人口音”。在总务部中，仅任铸东一人，系萧山人，“因此各人观点，认此事虽非任君本人所为，但亦不无嫌疑。”
提到任铸东，笔者忽然记起了在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有关浙江兴业银行部分时，曾数次看到过这个名字。在对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浙江兴业银行档案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再次翻检后，笔者果然有了不少新的发现、新的认识。
任铸东，名大镛，字铸东，浙江萧山人，1929年2月28日进入浙江兴业银行，起初任总行文牍股助员，1932年升任办事员。入行时月薪为30元，薪水待遇为丁等；1934年起，薪水待遇为丙等，月薪为60元。
《兴业邮乘》曾刊发杨荫溥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一枝香烟的代价》，说的是一个人，如果从20岁到60岁，每天节省香烟钱一角而用于储蓄，四十年后，可获得大洋二万七千三百零五元六角二分——这就是一枝香烟的代价！作为响应，任铸东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即为《二万七千三百零五元六角二分》，他写道：
但是，怎样我们才可以得到这样可惊的一个数目呢？我们并不必凭了幸运，希冀什么意外之财；更不必劳什么心力，去经营何种事业；我们仅仅只要每天省吃几支香烟，就可以于几十年之后，不劳而获这一笔小小的财产。
该行曾经发起过一次《回忆中最难对付的几个顾客》征文，难得的是，其时并不直接从事柜面工作的任铸东，其应征文稿入选并获好评。文中，他别出心裁地把“时辰钟”也视作一种特殊的顾客。
时辰钟，这里我也当它是个难以对付的顾客。它虽然是长不满三尺，不见得会扯你到经理室里去听训话。但是它的心性，倒比任何顾客来得难以对付。而且它又没有理性，绝对的不能通融一分。这里你虽要学美国某银行家替顾客抱小孩子的那样服务精神，也是没有。它那蠕蠕而动的两根长短针，其权威，远胜过十字路口的警棍，古代英国乡村学校的教鞭！记得有一次，是去年冬天最严冷的一个早晨吧。那时，正是积雪初晴。虽然阳光已从窗帘的空隙中走了进来，但是睡在床上，手脚实在冷得发僵。稍一犹豫，床头上的时辰钟已鸣八点。门外卖《申报》的呼声，也照例的来了。知道时候不早，但是时辰钟是绝不容你有忏悔的余地的！即忙洗脸，略进早点出去。那电车，在你越是性急，越是紧要的当儿，它似乎也就越来得从容不迫。好容易上了电车，行不多时，偏偏那一辆二路电车，总是拦在前面，不容你飞越前进。这样到了抛球场，再浑身大汗的跑到行里，已是九点十分，大半同事，都已到齐。一看自己的台子上，已放着三封电报。虽然那电报是不会叽咕着什么话，但是这正比当面责罚还凶。我内心怎样的惶愧！这位顾客，虽然说来得是平常而容易对付，可是稍不留意，就出毛病。我对于它，永远还是提着戒心呢。
值得一提的是，任铸东观察问题的角度确实比较独特，文字水平也不错，尤其他撰写的一些小品文，今天读来还颇有意味。
在《窗蓬》一文中，他如此形容“窗蓬”：
当那娇阳如炮弹般射下来时，它振起整个的身躯，尽力抵挡着，一丝也不容那阳光透漏进来。尤其是在夏天，猛烈的太阳，灸得那柏油马路也现裂痕，而窗蓬则依旧静默得如处女般的不改常态。试问一个没有毅力的人，能不能够如此？
有用时张开，无用时隐伏。从来没有一分钟早退，也从来没有一分钟迟到，兢兢业业，数年来如一日。试问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能不能够如此？
外貌平整，中心空虚，质量虽薄，有骨格，即在猛烈的朔风中，亦不能撼动它分毫。试问一个没有定见的人，能不能够如此？
在《星期日》一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于“闲暇”的理解：
一个人除了意志坚强的外，因往往为平日不易得到闲逸，到了假日，就会得尽情的放纵着。他那一种逸出常规的欢娱，结果很会得引起烦恼，其影响所及的，恐怕是不止个人一身，正恐怕他在个人一身以上呢！社会上已经告诉我们许多事实，举凡各种罪恶的造成，都是由闲暇的起点线内出发。所以在闲逸的时候——星期日，正与平时办事时一样的不能错误，而不容忽略。
在《怎样来增进我们服务的兴趣》一文中，他如此写道：
银行生活，我们先该认清,本来是十分无味、引不起兴趣的一件工作。当我们走进影剧院，看到一张苦燥的片子，我们开始觉得这是十分乏味，没有兴趣。但这只不过是客观地说一声“没有兴趣”而已！银行也就是一张无味的片子；但不能因为它是无味，我们就轻轻地把兴趣抛开了。我们不能像从影剧院里出来，踱下高踏步时，一样不负责任的说一声“这是一张乏味的片子！”此地，我们就是片子中的一份角色。一张兴味的片子是全仗角色的表演去造成它，增进它那无限量的价值与兴趣。
在《印象》一文中，他谈到了“印象的力量”：
它占据在一个人的脑里，很有先入为主的气概，有左右一个人思想的可能，不论在银行对外的立场上，在个人处世的立场上，都是所关匪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
在《从浆糊说起》一文，他如此写道：
浆糊，自然是无关重要的一件东西，可是许多正关紧要的东西，都是由浆糊缄守着。只就我们每天五点钟发往外埠各分行的号信来说，每一封号信内包括着的附件，如帐表、报单、存据、汇票，以及其他各种重要的单据，多至不可胜计，都凭这么一撮浆糊来把它们封好，经过几千里的路程，而才能达到收件人的手里。设或粘括偶不当心，信内的物件，就有失落之虞。记得从前好几次由外埠来的信件，因为封口脱落，以致内件外溢，由邮局关照，经行里派人亲去点收，幸而还没有意外缺少的事情。可见连括浆糊一件小事，也不容忽略，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以此类推，可不慎欤！？
即便是《请勿随意吐痰》这样的题目，他也能写出自己的见解：
事实往往是在一个对象的反面：禁止招贴的墙头上，偏偏香烟广告里的中国绅士是在微笑着；车马不准通行的红灯警号前，往往黄包车挤得人也攒不过；“此处不准小便，如违送捕，决不宽恕”，这告示下的秽气，也就不可响迩；戏院中的烟雾，弥漫得连太平门旁边“No Smoking”的几个白字也看不出来。如其把以上的事实来类推，“请勿随地吐痰”，终究成为公共汽车上永远给人们看看的一句话而已！
有同人如此评价：“任铸东先生由小题观察到大处的小品文，可说都是精心之作，早已'脍炙人口’了。” 不过，细心的同人发现，从1934年下半年起，就很难得见到任铸东的小品文了。同人对此的解释是“公事上忙碌的缘故。” 应该说，“公事忙碌”固然也是任铸东写稿少的原因之一，但从相关史料看，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任铸东那时的心境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颇有头脑的年轻人，难道真的会干出这般舞弊的事情吗？
参与编辑《兴业邮乘》的任铸东，在该刊出版二周年之际，对本行数位同人进行了点评，其中有关他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杨荫溥先生，也有一段：
杨先生也是当代最闻名的一位经济专家。他的著作，如《杨著中国金融论》《上海金融组织概要》《中国交易所论》《经济新闻读法》，都是不胫而走，海内风行。其它我们在《新中华半月刊》及国内各著名杂志上，也都可以看得到他许多关于经济学上的论文。而且杨先生还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对于中西音乐，都有很精湛的研究。这个，京行同人，知之已深 。我们总行，除非等待将来俱乐部成立后，我想也许有这个耳福，可以来聆杨先生的雅奏了。
任铸东谈到了杨先生的经济学专业造诣，也谈到了杨先生的杰出音乐才能，但很可能尚不知晓，在案件调查方面，杨先生也同样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不过，这一点，任铸东很快就要亲身领教了。
再回到现场。在该行总务部杨荫溥部长的主持下，经各方严密侦查，又发现了该案件的种种疑点，而且恰恰就集中在任铸东身上：
（一）十月九日，收信共二十一件，均系任君经手，冼函隔在中间，如无此函，何以当时不即查询？
（二）任君有一同乡友人，闻在浦东办事；事前每星期日，常来行午膳，行内同事，亦有数人认识其面貌。而此事发生后，即未见再来。又有人见此人，曾于十月十二日上午到行，在会客室与任君密谈。
（三）十月十三日晚，总行迁入新屋办公，各科同事，均忙至漏夜始归，而任君是日先行回家，云系请客。经探知所请之客，即此友人。
（四）任君前数月，每月向庶务股预借薪水，而十月份未借。
（五）任君在十月七、八日向同股翁君借洋二十元，在十三日上午归还。
（六）冼君第二次来函，并非任君经手拆送（否则恐亦将被匿）。
尽管疑点确实比较集中，“但因事无佐证，尚未能确定为任君舞弊。”于是该行决定，由杨荫溥先生于11月7日晨，“召任君作一度面询，倘仍无结果，拟即送捕房追问。”
杨荫溥在当面询问任铸东时，原可根据各疑点，一一追问，“惟经考虑，认为当时如将各疑点一一举出，设彼应以遁辞，仍难得有结果，而反于本人以考虑机会，将来至捕房追问时，转恐失其效力。”杨荫溥先生为此决定，“对于所有疑点，暂不加询。”
以下为当时谈话时的问答要点，由此亦可窥见杨先生高超的谈话技巧与缜密的思维逻辑：
杨：“自此次不幸事情发生后，根据各方消息，发现疑点颇多，现已托人分头向各方着手侦查，大致不难水落石出。兹仅有一事，须请君负责侦查者。”
任：“可为力处，总当尽力。”
杨：“据云足下有一同乡友人，从前星期日常来总行午餐，年约二十一、二岁，萧山绍兴口音，现在浦东方面任事，请即以此君姓名、住址及服务地点相告。”
任（颇踌躇）：“并不甚熟。”
杨：“即一面之交，至少亦必知其何姓？”
任：“姓胡。”
杨：“常常同餐之同乡友人，其寓址或不能详悉，至少其服务地点，必能约略记忆？”
任：“在浦东某堆栈，栈名已不忆。”
杨：“有法询他人否？”
任：“同行沈君，与彼极熟，一问当可相告。”
杨：“即请代为一问，并立候回音。”
任铸东出门后，杨荫溥先生“即打电话请楼下同人注意其行动”。不过，“据报仅在柜外小立，即行上楼。”杨先生“旋即询其有否问明”，任则答谓：“沈君不在”（但查沈君其时确在原位）。杨先生当即告以已探知沈君现已在原位，请即往一询。“任君去后上楼，即开给一条，开明此人姓名及服务地址。而其当时行动，益为可疑；盖渠亦知水落石出，已不在远。”
不多久，任铸东知本行内外加紧严追，无可逃避，即送交杨先生一函，略谓：“此事系本人一人所为，与他人无涉。其款除大来尚存二千元外，在上海信托公司存有定存二千元；余款二百八十余元，则已悉数汇回，充岳家积欠房租之用。此事实因个人负担过重，致驱之犯罪，现已后悔无及，只得听候罚办”云云。并缴还大来存折一扣，上海信托公司存单一纸。
幸运的是，此案终算在短时期内查明。浙江兴业银行以为，任铸东在行服务已五年余，平日尚称勤恳，“此次因一时糊涂，犯此大不韪，但最后亦情同自首。”因此，除追还用去之款280余元，并予以撤职处分外，对于刑事部分，拟不再诉究。
结案后，此案的相关人，浦东的那位胡先生，曾一度到行面述经过，所述各点，与该行已侦得各点，完全符合。胡并出示任铸东此前所寄两函，以明真相。其第一函为10月11日寄，谓：“有要事奉谈，务乞于即晚拨冗驾临敝寓面洽”云云。此即取得存单，考虑一日后所发，翌日（十二日），即由胡先生代向大来银行接洽。第二函为11月2日晨发，略谓：“弟近因行中失落存单，颇受嫌疑，故近日与外面极少交接与通信，以避嫌疑。故望吾兄切勿至银行前来探望弟等，至要至要。函件最好亦以不写为妙，至要至要”云云。是可见，“胡君代将存单至大来银行存取款项，始终不知此单为舞弊而来。”
浙江兴业银行在分析总结该案时，对任铸东作出了如下的评价：
查任君平日办事颇为尽力，初不料竟有此种举动，而究其起意，亦并非由于浪用亏空，实误于意志薄弱，希图侥幸。闻任君因负担老家与前妻岳家家用，其经济已非宽裕；而本年下半年，复不顾前后，携其续弦未婚妻来沪，名为读书，实行同居，致负担更重。故其自称，“受经济压迫，驱之犯罪”之语，虽系实情，然亦咎由自取也。
此事发生后，该行对相关责任人也进行了问责，“本行以庶务股对于送信回单所盖印章，不仔细复查，致被利用机会，疏忽之咎，亦有应得，亦各予办事员以记过处分。而此后总行送拆信件，及其他办事手续，现亦正在研究更严密之办法矣。”
回过头来看，任铸东难道就真的不知道自己舞弊行为的严重后果吗？其实不然，尤其他对于顾客心理的分析与判断，实际是相当精准的。还是在《回忆中最难对付的几个顾客》一文中，任铸东就认为，“营业柜上的事，因为有顾客守候、自非立刻办就不可。但别部的事情，尤其是与顾客有间接关系的，又怎样可以来从缓办理呢？”他尤其提到了“外埠客户”的特殊心理：
他把整千整万的银钱汇来，无非是信任银行的信用；其盼望之心，实较柜台上任何顾客为急切。如其不给他一个迅速的回音，他一定要感到这个银行办事迟钝，得到一个极不好的印象。作者有机会见到不少这样的信。大意大概是说：“承寄来某件，已如数按日收到。具见贵行办事迅速，使存户无企盼之劳，至为感谢。”这种信，虽只寥寥数语，可是看了，实在使人觉得比吃现在的阳澄湖河蟹，还来得有滋味而愉快。这种存户，他一定是很精明。他于票款寄出后，他已经算出若干时可以到达银行，若干时票款可以收归，若干时银行可以开就单据交邮寄发。在他预计可以收到的时候而收到，或在他预计可以收到的时候以前而收到，自然能使他感着喜悦，越发信任这家银行办事之有精神，因而推想到其他种种的优处。而且这种顾客，难保他与别家银行也有往来，更难保他在各方面与别家作一个比较。如果他觉得这家银行，手续是特别的麻烦，办事是特别的迟钝，更难保他不把存款移到别处去。但是他现在竟是这样的赞美着，这真令人有点受宠若惊，因而愈加感到这是不容易对付的一位顾客。
这一点，连著名银行家、该行董事长叶景葵先生也认为，任铸东的文章，“于顾客心理，阐发无遗”。很显然，如果有谁擅自动了客户的“奶酪”，客户绝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问题是，任铸东最终又为何会走错这关键一步呢？“明知不可而为之”，这当中除了无可回避的经济压力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这或许是有待深入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银行内部的所有岗位，其实都是蕴含风险的。此前该行如此审慎地招考文牍员，估计也是任铸东舞弊案发生后的一种必然选择吧。
于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此招考方式，是否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呢？答案则显然是否定的。
于是，只能套用一句通行的话语来结束本文：对银行风险的防控，永远在路上。
作者：刘平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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